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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传播中的议程设置

时间:2024-07-10 05:15来源: 作者:admin 点击: 2 次
一、问题的提出与理论视角在现代传播语境下,“国际政治传播”一般被理解为国家间特定的意识形态的传播,背后隐藏着国际政治权力的争斗和国家利益的争夺。在这个领域中,中国是个后来者,这一现实是由中国曾经所处的,国际政治传播中的议程设置--理论

原标题:邵梓捷 戴遥遥 徐湘林:国际政治传播中的议程设置——基于2003-2015年《新闻联播》国际新闻文本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与理论视角

在现代传播语境下,“国际政治传播”一般被理解为国家间特定的意识形态的传播,背后隐藏着国际政治权力的争斗和国家利益的争夺。在这个领域中,中国是个后来者,这一现实是由中国曾经所处的国际地位所决定的。程曼丽教授指出,西方国家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充满了“固定的成见”,中国要想突破西方国家既有的认知、评价藩篱,就必须参与到国际舆论的议程设置中去。[1]

然而,国际舆论的议程设置的参与缺失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矫正“固定的成见”并非只是加强国际政治传播中的中国话语那么简单。政治传播的早期研究者认为,政治传播所传递的是政治信息或是政治信号。然而,这是远远不够的。它不能解释或者说明政治传播与一般传播之间的差别。因为政治传播的特质在于政治统摄传播。[2]政治传播的“议程设置”就是在对传播的内容和目的综合考虑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政治传播领域最重要的理论视角之一。

“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不是大众媒体机构内部的工作规划和指导原则设定,而是大众传播实际效果在左右人们的认知上所呈现出的“议程设置”假说。麦克斯维尔·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提出并验证的媒介议程设置理论,就将研究范围从媒体的效应转到了动机领域,其研究从媒介议程和公众议程相关性入手,以此来检验传播效果和传播效果的普遍性。[3]众多有关议程设置功能和传播效果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这样一种结论,即媒体议程设置通过对议题( 或人物) 的属性描述,不仅影响受众对该议题(或人物) 的态度而且也影响了其判断。换言之,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不仅体现在告诉人们想什么,还能影响人们怎么想。[4]

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国际政治传播从来就是政治传播的一个有机部分,其议程设置必将对国内政治认同产生影响。美国华人学者黄海峰研究发现,对于外国社会经济条件的高估会对中国及中国政府产生更多的负面评价,而对其他国家政治不稳定的认识可以提高对自己国家的满意度。[5]

鉴于此,本文将试图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国际新闻会影响民众对国内政治和社会现状的看法,那么,中国主流媒体国际新闻的议程设置是如何来塑造民众对国际社会知识的认知的?本文将主要关注中国主流媒体的国际新闻的议程设置是如何为国民呈现“国家叙事中的世界图景”的。[6]本文的“世界图景”指人们对国际环境认知的概念化和范畴化,具体而言,指人们对国际政治现实以及本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的总体印象和理解。

论文的实证分析将聚焦于《新闻联播》国际新闻的文本分析和话语分析,从知晓模式(Aware Model)、显著模式(Salience Model)、优先模式(Priority Model)三个维度,探求国际新闻报道中显示的关注度、显著性和特殊性所展示的世界图景和“国家叙事”全景。

二、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

分析不同媒体的“议程设置”,侧重点和方法各不相同。麦库姆斯和肖在1968年和1972年的两次调查中,都是把报纸、杂志、电视作为总体来考察的,其后的许多研究则将不同媒介加以区别。就本文所研究的电视新闻而言,我们把《新闻联播》国际新闻政治传播议程设置的效果分析分为了以下三种模式:

知晓模式(Aware Model):0和1,不曝光与曝光的区别。电视新闻报道或不报到某个“议题”,会影响到公众对“议题”的感知。在本文中,国际新闻的报道与不报道,还存在一种对国内新闻和国内新闻事件的客观反映。

显著模式(Salience Model):0、1、2、2、2、3……即媒介对少数“议题”的突出强调,会引起公众对这些议题的突出重视。在本文中,主要呈现两项主要议题:第一是国家和地区的突出;第二则是对话题的突出。

优先模式(Priority Model):0、1、2、3、4……媒体对一系列“议题”按照一定的优先顺序所给予的不同程度的报道,会影响公众对这些议题的重要性顺序所做的判断。在本文中,是就《新闻联播》国际新闻部分的头条来统计的。

在政治传播理论中,议程设置、框架(framing)和启动效应(priming effect)三个概念中存在较大的相似性和重叠,在施斐乐和特克斯伯里看来,议程设置指这样一种理念,该理念认为大众传媒对某项议题的强调和传媒受众所认为的议题的重要性之间存在着强关联。[7]议程设置与显要性密切相关,被认为是一个传达显要性的理论。媒介通过凸显某议题或者某一议题的某个方面的属性来影响公众对于外部世界的关注点。在文本和数据上,本文选取《新闻联播》政治社会新闻后的所有跟国际事务相关的新闻全文本作为研究对象,时段为2003-2015年共计4748天,涉及新闻文本共计28912条。关注度、显著性、特殊性,这也正是本文所要关注和验证的三个方面;同时,国际新闻的内容和主题分析是本文的另一侧重。

如果把媒体对受众的影响认定为议程设置的第一阶段,把受众对政策、对社会的影响认定为议程设置的第二阶段影响,那么本文主要研究的是第一阶段的媒体议程设置。

三、国际新闻议程设置效果实证分析

(一)知晓模式——“不说”和“说”的分析

1. 未报道分析

(1)国际新闻“未说”的话语分析

在2003-2015年这13年间,没有播出新闻联播国际新闻的天数有139天。以年份上看,2012年和2015年是两个特殊的年份(见图1)。

图1 2003-2015年间《新闻联播》国际新闻未播出天数统计图(单位:天)(略)

以未播出日最为集中的2012年6月和2015年9月为例,在2012年6月的5个未播出日中,6月6日和6月7日上海合作组织北京峰会举行;6月21日和6月22日为国家领导人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七次峰会”、“最不发达国家与里约+20”高级别边会、“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成立20周年主题边会”等相对集中的重大外事活动;6月29日为国家领导人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的活动;在2015年9月的10个未播出日中,2015年的9月1、2、3、4、5日和16日是围绕“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进行的系列活动,此次阅兵是中国首次选择在非国庆期间举行阅兵仪式,同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以阅兵方式纪念抗日战争暨二战胜利,有相对集中的重大外事活动,也有一系列相关的活动筹备新闻;9月24、27、29日国家领导人出席联合国发展峰会的一系列活动;9月30日则是配合国家领导人国庆系列活动报道。

从以上的简单对照统计分析,不难看出,当《新闻联播》国际新闻未能播出的时候,几乎毫无例外地遇到国内正举行重大活动。正如麦克奈尔所说的那样:“国际关系就是一个国内问题”。[8]事实上,对内政治传播与对外政治传播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在《新闻联播》30分钟的时段中,国际新闻的内容一般限制在不足10分钟的时间。国际新闻选择播出什么和不播出什么,这本身是服从于国内政治和政治传播的需要而进行的一种议程设置。

(2)国际新闻“未说”的内容分析

在“未说”的国际新闻报道中,还有一种类型是选择性的国际新闻报道。我们选择的对照新闻是,当对某一持续发生的国际事件未报道的时间段内,《新闻联播》在报道什么内容。在这一对照分析中,我们以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的国际新闻报道为例。

伊拉克战争从2003年3月开始一直到2011年12月18日,持续时间长达八年之久,而战火最为激烈的阶段集中体现在2003年。在此期间,《新闻联播》国际新闻也给予了集中报道,在2003年2148条国际新闻中,涉及伊拉克的新闻就有817条之多,占据了国际新闻总量的1/3左右。但在这其中,并不是每天都有关于伊拉克战争的新闻。在有国际新闻播出日中,共有41天的国际新闻内容未涉及伊拉克战争。而代之报道的国际新闻中涉及美国、以色列、俄罗斯、英国、韩国、法国、伊朗、日本、约旦和朝鲜的新闻内容占据了前十位。

不难发现,在这些国家中,除了常规的大国新闻,以色列是重要的被关注对象,在2003年里,巴以冲突也是一个世界瞩目的事件。而在这期间,美国既是伊拉克战争的重要参与方,也是巴以冲突中重要的参与方。可见,《新闻联播》国际新闻在整个2003年中弥漫着国际战火的硝烟。

在前人的研究中,曾有学者以2003年CCTV报道伊拉克战争和SARS事件作为研究对象,特别探讨了公民的知情权问题。在此研究中,伊拉克战争作为被中国媒体认为的重大突发新闻,被塑造为官方媒体积极参与“世界图景”重构、追求信息全球化的招牌,并试图通过对国际战争的报道,体现中国媒体在世界新秩序的声音。[9]而在本文中,用议程设置效果研究的知晓模式,我们可以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有新的认识和新的研究视角,那就是2003年的国际新闻报道中,未播出的时候,政治话语系统是在体现国内政治大事件,而在持续重大国际新闻未播出日,则在展现其他的国际冲突,这在客观上显示了美国在2003年多重参与和介入国际冲突的形象。

2.“说什么”——以国家为单位的关键词文本分析

不同的国家在国际新闻报道中的出现率可以看出议程设置中对不同国家的关注度。而根据图2所示,我们可以很清晰地通过词云上国家字体的大小显示来看出被关注的国家。排名在前十位的国家为:美国、俄罗斯、英国、伊拉克、法国、德国、日本、以色列、韩国和意大利。不难看出,美国在国际新闻内容里的提及率、被强调的概率,是处于一枝独秀的地位。这与我国重视大国、双边外交的国际战略紧密相关。

图2 全景国际新闻国家关键词词云图(略)

根据笔者已有的研究,我们通过对原有数据的重新编码和统计分析发现,《新闻联播》对国际事务的重点考量,是基于对部分西方国家的军事、安全、动乱等报道为焦点。图2和图3分别通过全景趋势图和词云的形式,反映了《新闻联播》国际新闻对于大国的新闻关注。在图3中,不难看出2003年的美国和伊拉克以及2008、2014年的俄罗斯,是在曲线图上有明显波动的。

图3 2003-2015年《新闻联播》国际新闻各国平均占比前十的百分比走势图(略)

上述发现和分析结论基本符合西方政治传播学者把话语与意识形态联结起来研究的结论。人类的认知有限,但人类社会又巨大复杂,在无法全方位的对外部世界直接接触、得到直接感受的时候,就依赖媒介的,或者说是依赖媒介的塑造。在这一部分的“知晓模式”分析中,《新闻联播》国际新闻的议程设置在“强化既有倾向”和施加影响两方面的考虑,既选择性和着重强调了美国频繁地干预国际重大事务的霸权形象,也充分考虑了考虑了国内受众将美国作为现今世界最强有力的国家的印象。

(二)显著模式—— 被强调国家和主题的话语分析

为了能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国际新闻的议程设置效果,显著模式的政治话语分析中,我们不仅仅做惯例上的国家关键词频统计,还引入了主题的构建和分析部分。通过显著模式分析,能够更清晰地呈现国际新闻的议程设置效果,进而检验传媒是“从事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机构”的理论观点。

1.《新闻联播》国际新闻的主观强调分析

在这一部分里,主观强调是指新闻标题中提及的国家。如2005年2月4日的国际新闻头条标题为:“以色列决定释放900名被其关押的巴勒斯坦人”,该标题中主观强调的主体以色列、巴勒斯坦就会被编码标记。通过ISO编码和国别统计,得到如图4所示的2003-2015年国际新闻提及国家百分比的世界地图。图4十分方便我们分析和发现这13年间哪些国家和地区是被《新闻联播》国际新闻强调的,他们是:美国、俄罗斯、日本、伊朗、伊拉克、英国、韩国和叙利亚等。这张分布图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闻联播》议程设置所展现的“世界图景”。

图4 新闻标题中提及国家百分比地图分布(略)

2. 构建意义上的《新闻联播》国际新闻主题分析

正如迈克尔 曼在《社会权力的来源》巨著里反复强调的那样,意识形态的本质是为政治权力服务,政治话语在政治传播中直接表达了这种为政治权力服务的意义。在当今研究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对政治话语的认识,必须置于政治传播中,必须从政治传播所传播的内容中才能得到准确的理解。对于内容的分析,仅仅看国别统计已经不能满

足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了,基于前人的研究,笔者将国际新闻的主题划分为九个方面,分别是:政治、经济金融财政、军事安全、社会、科教文体卫、灾难事故意外、国际关系与外交、评论立场态度和其他。美国、俄罗斯和日本为例,我们进行了主题的编码分类。得出三个国家的主题百分比对照图图5、图6、图7。

图5、图6、图7 美国、俄罗斯和日本新闻主题占比分析图(略)

从上面三张图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国际新闻对这三个国家的报道在话题上各有侧重。例如,在军事安全的报道中,美国和俄罗斯所占的比重不相上下;但在国际关系与外交层面的报道中,俄罗斯的比重则远高于美国;而对经济和科技的报道中,美国的比重又远高于俄罗斯。从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对美国的报道比俄罗斯要多元立体得多。另一方面,自2009年开始,对俄罗斯在军事安全和国际关系外交方面报道逐渐增加,尤其是2012年开始,普京再度当选俄罗斯总统后,对俄罗斯在军事安全、国际关系与外交报道的关注度更为侧重。

与美国和俄罗斯相比较,《新闻联播》对日本的报道侧重点则有很大的不同。在对日本进行报道中,国际新闻更侧重于科教文体卫、经济和评论立场的报道,也就是说更趋近于“软新闻”的报道,这一系列的占比将近一半多。而政治、国际关系与外交的内容较少。这明显地体现出,在对日本的报道中国际新闻的报道是审慎的。

在所有的年份中,三个国家在2008年的报道有共性的明显不同。经济和科教文体卫的报道被凸显。2008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一方面金融危机的影响震荡全球,另一方面,2008年在我国召开了奥林匹克运动会。

在对更加细致的编码和长时段全文本进行内容分析以后,我们不仅仅能看到以国家和地区为单位的分类,更能看到,在不同情况下的媒体报道的倾向与策略。在这一部分的显著模式分析中,不仅仅存在的强国、大国、小国、被关注国,还发现了媒体在有选择、有意图地进行话题报道,从中体现着议程设置的显著差异。国际政治传播是复杂的,国际事务更是千头万绪,只有用更多的视角和方法,才能看清更多角度的“像”。这是这一议程设置效果中给予我们的新启发。

(三)优先模式—— 国际新闻头条分析

传播学的已有研究曾认为,电视媒体能结合视听觉手段,以强烈的目击感、现场感和冲击力,使受众把电视世界和现实世界相混淆,而“头条”的力量则更让人印象深刻。一般认为,从“感知”-“知觉模式”到“重视”-“显著模式”,再到为一系列议题按其重要程度排出“优先顺序”,是一个影响和效果依次累积的过程,越往后效果越大,影响该也越深刻。[10]我们提取2003-2015年国际新闻播出日的头条进行分析,在如图8的头条地图里,很明确地体现出在优先模式里俄罗斯的不可替代的地位。

图8 头条标题提及国家占比(略)

如图9具体结合数据观察,俄罗斯作为头条率最高的国家,在2003-2015年间的平均头条率达到12.80%。由于,伊拉克战争和以色列冲突时间跨度之长,致使伊拉克和以色列的头条率占据到了第二和第四位。让我们有些许意外的是,尽管美国在前两个模式中占据领先地位,但是在优先模式中,并没有被凸显,这是一种极强的政治话语意图体现。

图9 头条新闻内容提及国家与地区占比(略)

政治话语更多地被看成是传递和表达政治信息的“中介”,但我们认为“政治话语”更应该被视为政治传播的“内容”。因为,在传播的内容上用政治信息替代政治话语,把政治话语仅看作是传播政治信息的技巧、形式和手段,即政治修辞,而不是与政治信息相并列的传播内容,将会使正在形成的政治传播理论与现实相脱节。议程设置的优先模式阶段,很直接地体现了议程设置的战略和方向,优先模式就像是议程设置效果当中最能揭示政治传播意图和本质的部分。

四、结 论

本文运用政治传播的议程设置理论,试图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证明政治传播的意识形态的特征和政治传播话语服务与政治权力的本质。曾有学者认为:信息带有中立特征和矢量化信息论的基本主张,这是信息的“迷思”所在。[11]对于政治信息亦是如此。把政治信息、新闻内容,进行量化式的编码和展示,是不是能够真实反映政治内容和政治话语,这在学界一直有所争论。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对政治传播所“传播内容”的研究做一定程度的纵深推进是有重要理论意义的。而从政治传播的议程设置的理论分析为视角,将“传播什么”的问题扩展到“传播效果”的问题是政治传播研究的一个新的进展。因为前者偏向研究传播的技巧、形式和手段,而后者关注 “如何说”“如何表达”,在如何表达与传播效果之间建立实证的因果关联,这无疑是政治传播研究的一片新天地。

本文通过议程设置效果的三个层次的模式分析,对2003-2015年《新闻联播》国际新闻内容的政治传播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我们的研究发现,在知晓模式的议程设置中,国际新闻的报道首先要为国内重大新闻事件让步,而在国别报道的设置中,美国作为现今世界最强有力的国家存在于各个重大的国际事务中。在显著模式议程设置中,国际新闻不仅为受众塑造了国家叙事的“世界图景”,而且通过选择性的话题报道,指导着国民对国际政治现实以及本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的总体印象和理解。而在优先模式议程设置中,我们直接看到了国际新闻的报道意图,那就是俄罗斯对中国的特殊地位。

(邵梓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2013级中外政治制度专业博士研究生,美国波士顿大学Frederick S. Pardee School of Global Studies访问学者;戴遥遥,美国宾州州立大学政治科学系博士研究生;徐湘林,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1] 程曼丽. 论“议程设置”在国家形象塑造中的舆论导向作用[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8.45(2):162-168.

[2] 荆学民. 政治传播活动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18.

[3] Maxwell E.McCombs and Donald L.Shaw,“The Evolving of Agenda-Setting Research:Twenty-Five Years in the Marketplace of Ideas,”[J].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93. Vol.43,No.2,pp.58-67.

[4] David H.Weaver,et al.Media Agenda-Setting in a Presidential Election:Issues,Images,and Interests[M],New York:Praeger,1981.

[5] Huang,H. International Knowledge and Domestic Evaluations in a Changing Society:The Case of China.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J]. 2015.109(03),613-634.

[6] 常江&杨奇光.国家叙事中的世界图景——基于对2014年《新闻联播》“国际联播快讯”的内容分析[J].新闻记者,2015(3):48-54.

[7] Dietram Scheufele and David Tewksbury,“Framing,Agenda Setting,and Priming:The Evolution of Three Media Effects Model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J]. 2007.Vol.57,No.1.

[8]麦克奈尔.政治传播学引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184.

[9] Zhang,X. Breaking News,Media Coverage and ‘Citizen’s Right to Know’ in China[J].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16(53):535-545.

[10] 郭庆光. 传播学教程(第二版)[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4:196.

[11] 【英】弗兰克·韦伯斯特. 《信息社会理论》[M].曹晋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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